从法律上来说，鉴定结论也只是证据的一种，法庭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、质证，最终选择性认定证据作为定案依据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，因此，这则新闻实际并没有新闻性可言，广西高院只是依法干了该干的事。但为何这则新闻却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并被法律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——对今后医患赔偿案件的审理，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？
    大家都知道，医疗事故鉴定一直是患者打医疗纠纷官司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。当初，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因为种种不合理的规定没少让患者作难，患者的鉴定申请总因种种理由被退回，因为拿不到这一纸鉴定，无法向法院起诉。即使申请被受理，也得忍受鉴定的暗箱操作所产生诸多不公。在大家望眼欲穿中，2002年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出台了，当时赞誉之词充斥媒体：“老子给儿子鉴定永远成为历史”、“患者知情权得以充分保护”……云云。
    而实际上，注意这段司法历史的人都清楚，在后期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不仅在媒体上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，而且司法实践中，河南南阳、四川泸州等地都有法医鉴定“打败”医疗纠纷鉴定的实例，《办法》所规定的“补偿”也被司法实践所摒弃。在这四面楚歌中，与其说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，倒不如说是“被逼无奈出闺阁”。
    正因为如此，新的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仍然存在着“革命不彻底性”。看似中立的医学会实际上并非完全独立于医疗卫生系统，国家每年只拨给医学会很少的运作经费，医学会得以正常运作是靠医疗卫生系统的支持。因此，医学会岂敢得罪“后台老板”？另外，医学会所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从何而来，不还是卫生系统的医生吗？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自然难以根治医疗事故鉴定之痼疾。
    过去法庭对于医疗事故鉴定，有很大的依赖心理。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就不敢立案、不敢审理、不敢下判，甚至在法庭质证中已经发现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问题，也不敢贸然否定，而是通过复核鉴定，来“以鉴定推反鉴定”。所以可以说，过去对于医疗纠纷案件，一直都是鉴定牵着审判的鼻子走。
    广西高院所做的，就像吃番茄一样简单容易。但因为他是第一个吃番茄的人，所以其精神可嘉，很有新闻价值。但从医疗纠纷案件能得以公正解决这一角度来说，人们更期盼的是：让这种作法成为习惯，别再成为新闻。